阿登纳对此的感受是

2019/05/16 次浏览

  战后据专家估计,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有高达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高达上百亿美元的犹太人财产被掠夺、没收及征用。如果联邦德国要为过去的战争罪行道歉的话,那么向犹太民族道歉和赔偿则是其首当其冲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战后盟国对德国民主改造成败与否的标尺,或者说德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盟国的注视之下。1949年7月,当时的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纣翰J麦克洛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如下声明:“德国人以何种方式对待犹太人,这是考验德国民族制度的试金石。”这一声明传达的信息是,如果联邦德国试图重回西方世界,那么通过对犹太人赔偿来取悦美国犹太人集团在美国政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就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对此联邦总理阿登纳深谙其道。他多次公开表示对纳粹暴行的谴责,“再也没有比消灭犹太人这种勾当使德国更为名誉扫地而使我们不齿于别国人民的事情了”。联邦德国成立伊始,阿登纳就于1949年11月11日公开表示,新的德国政府决定“对施加于犹太人的错误行为进行赔偿我们把这种赔偿看作是我们的义务”,并提出给予以色列一千万马克的物资援助。1951年3月12日,以色列向德国的四个占领国美、苏、英、法递交外交照会,全面阐述了以色列代表犹太人民要求德国战争赔偿的理由和赔偿的数额及方式。美国支持以色列通过与联邦德国直接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并积极安排阿登纳与以色列财政总监霍罗威茨于4月19日在巴黎秘密会见,就赔偿问题交换了意见。霍罗威茨在会谈中提出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举行赔偿谈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联邦德国政府发表正式声明谴责纳粹政权的罪行,一是把以色列3月12日照会的赔偿要求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1951年8月底,联邦德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与以色列和平运动”,要求德国主动寻求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和解。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迫使阿登纳政府更加积极地在犹太人赔偿问题上作出表态。1951年9月27日,阿登纳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政府声明,表示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对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愿意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社团进行赔偿,“以便为洗刷精神上的无限的痛苦铺平道路”。阿登纳的声明获得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汉堡回声报》认为这是“德国人内心变化的基础”,《华盛顿邮报》称其为“从1933年以来来自于德国的最好事情”。12月6日,阿登纳与世界犹太人组织的代表内厄姆,戈德曼博士在伦敦举行了首次私人会晤,就德以赔偿谈判问题达成了若干共识。阿登纳以书信的形式同意了4月19日霍罗威茨提出的以色列参加赔偿谈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从而为德以谈判的开始扫清了障碍。1952年1月9日,以色列议会决定接受联邦德国举行谈判的要求。

  德以双方终于克服阻力,提出德国向犹太人赔偿的道义责任和大致数额,其后由于联邦德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和戈德曼博士与阿登纳总理的前期交流,都拒绝代表以色列向德国要求赔偿。使以色列失去了向民主德国索取赔偿的机会。但美国支持以色列与联邦德国进行直接谈判解决赔偿问题,此举也能减轻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压力。同意在荷兰海牙附近的小城瓦森纳尔(Wassenaar)举行谈判。国递交了外交照会,美、英、法三国因为早前已通过《巴黎赔偿协定》就盟国从德国获取赔偿达成了决议,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1月16日和3月21日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希望四个占领国替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苏联对此不予理睬,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大肆掠夺犹太人财产,这段历史也成为犹太人历史上最为悲惨和血腥的一页。1948年到1949年,以色列国和联邦德国相继建立,历史的悲剧带来的战争赔偿问题迫使这两个崭新的国家走到了一起,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一场艰苦的谈判,并最终在1952年6月10日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卢森堡条约》。该条约绝非单纯的战争赔偿条约,它的签订凸显了新生的联邦德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构想和西方国家集团内部的微妙关系。

  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使通过国家间谈判解决对犹太人赔偿问题成为可能,以色列能够代表全世界犹太人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向国际社会表示获取赔偿的愿望。在此我们需要回顾以色列建国后面临的内外困境。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持续不断地汇集到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在1948年是650,000人;今天的以色列人口超过1,300,000人。移民以每年200,000人的速度在继续”。由于以色列实行无限制的移民政策,无条件接纳一切愿意移民以色列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1950年底其人口已经比建国时翻了一番。日益增长的移民安置费用和对死难者遗属的救助使以色列财政不堪重负。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使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支付沉重军费开支的同时陷入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封锁。到1950年底,以色列财政濒于崩溃,外汇储备仅剩约1000万以色列镑。以色列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基础工业建设刚刚开始,因此对国外援助的依赖相当严重。其获得外援的传统途径分别是世界犹太人的捐款(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联合募捐)和美国银行贷款及美国政府经济援助。到1950年底,无论国外捐款还是美国援助都急剧减少,根本无法满足以色列的经济需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以色列领导人被迫开始寻求从德国获得赔偿,“没有其他国家能够给予以色列期望从德国得到的相同数量的资金,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有相似的道义责任”。

  在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联邦德国政府在赔偿问题上的积极举动,而应将其纳入战后初期联邦德国整体外交局势中考虑,不这样就不足以彰显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领导人在赔偿问题上的虔诚态度和深谋远虑。事实上,德以赔偿谈判正值战后德国历史上处理和解决德国最重要问题的一个时期,有很多更为重大的问题等待解决。1951年至1952年,事关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与重新武装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51年9月,英、美、法三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与联邦德国缔结《和平协定》,以代替《占领法规》,决定通过与联邦德国谈判缔结四国协议,使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结束其在政治、军事上的线月开始,阿登纳和西方盟国经过9个月谈判,1952年5月26日在波恩签订了相互关系的“一般性条约”,即《波恩条约》。联邦德国获得了内部独立权,结束三国对联邦德国的军事占领(柏林除外),承认其是“国际社会中自由平等的一员”。5月27日,欧洲煤钢联营参加国在巴黎签订《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联邦德国建立军队公开化、合法化。除了以上纷繁芜杂的外交事务,阿登纳政府还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联邦德国当时还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经济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即将参加欧洲防务集团又必将增加财政负担,是无法靠自身力量向以色列支付大规模赔偿的。尽管面对上述的众多重大外交事务和财政困难,阿登纳政府还是毅然将与犹太人的赔偿谈判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考虑,并没有选择退缩。可以说,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阿登纳对此的感受是,“不管我们的财政状况如何,同犹太人代表进行谈判以取得圆满的结果,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义务”。“在这种局面下,必须把政治放在经济和财政之前首先予以考虑。”

  联邦德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层开其对外关系的。具体表现为,联邦德国建立后,美、英、法三国仍然在德国保持占领制度,联邦德国并无主权和平等地位。更加伤害德国人民感情的是,冷战的开始使德国陷入了长久的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成为联邦德国领导人最为沉重的负担,对于联邦德国的处境,上任伊始的阿登纳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要倒向那方”。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联邦德国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非联邦德国一厢情愿就能够实现的,如何化解欧洲乃至世界的不信任成为摆在以阿登纳为首的领导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历史上德国暴力尚武的形象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如果期望获得欧洲和世界人民的谅解,联邦德国就必须就过去的罪行作出最诚挚的道歉。因此可以说,道歉和回归国际社会就是联邦德国建立后的外交第一要务,“建立对我们德国人的信任是最高的准则。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增长的愈迅速、愈坚定,就将愈快地实现结成伙伴关系这一目标”。而恰在此时,1951年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组织开始向联邦德国发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与犹太人的赔偿谈判就给德国表达战争反思、重回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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